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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热热！人类活动加剧的温室效应已使气候风险显著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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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民国起，地理学家、气象学家竺可桢耗费数十年，查阅了海量古籍文献，发表了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等文章，将历代气温变化制成了著名的曲线图——竺可桢曲线。
他提出：“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，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时代，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；在那以后，有1～2摄氏度的上下摆动；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（殷末周初）、公元400年（东晋）、公元1200年（南宋）和公元1700年（明末清初）时代；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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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麞、竹鼠等亚热带动物化石，河南殷墟发现的象、水牛骨骼，均印证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温暖湿润。
《诗经》中多次提到梅（如《秦风•终南》“有条有梅”），而如今梅树在黄河流域已难存活，表明气候带北移。
唐代年均气温比现在高1℃，长安冬季罕见冰雪，皇宫种植的柑橘、梅树可结果。
展开剩余70%杜甫《夏日叹》中曾描述“飞鸟苦热死，池鱼涸其泥”，白居易诗中也提到“九江地卑湿，四月天炎燠”。
唐宋史书上常有“大热，人多暍死”之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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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才女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，于建炎三年（1129）六月，急奔南京觐见皇帝赵构。因暑热患疟疾而死，年仅49岁。
陆游《苦热》将五月高温比作蒸笼：“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翮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
杨万里《初二日苦热》形容五月河水被晒成热汤：“日光煮水复成汤，此外何处能清凉？掀篷更无风半点，挥扇只有汗如浆。”
南宋嘉定八年（1215）：“五月大燠，草木枯槁，百泉皆竭”，江淮地区“杯水数十钱”，渴死者无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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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成化十六年（1480）二伏天，暑热难耐，燕地皆赤日，顺天府各县均有病暍者，唯大兴、宛平居多，毙命者百余人。
万历大旱（1585—1590）持续6年，波及十余省，导致“赤地千里，饿殍盈野”，疫情蔓延。
清代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：“六月炎暑，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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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最热的一年为1743年（乾隆八年）。当时，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用酒精温度计实测，北京7月25日气温达44.4℃，为史载最高纪录。
“土石皆焦”“桅顶流金”……土壤焦化、城墙瓦片晒裂、金属熔化等极端现象被地方志记录。
高温导致北京近郊上万人死亡，天津、河北、山西等地也出现大量中暑和渴死之民。
乾隆帝为此写下《热》：“展转苦烦热，心在黔黎旁。”他不得不下罪己诏，并从国库拨款赈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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